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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打磨，将初成型的器物进行清理抛光处理。（现在多用砂纸或砂轮作抛光处理）。让其显出银白色线纹。

    七、捂黑处理

    用手掌捂起，待手出汗后，边捂边揉搓。通过长时间的手汗液与乌铜产生反应使乌铜器面发生氧化，生成一层自然的氧化保护膜，乌铜坯就呈乌黑发亮状态（这道工序也有相当的技术要求）。

    由于是纯手工工艺，乌铜走银的制作工具也相当的传统，主要工具有风箱、熔炉、铁锤、油灯、吹管（吹火走银用）、钳子、錾子（錾刻花纹用）等，发展至今，工具的更新上增置了“皮老虎”和喷枪，用于加热和走银工序上。走银用的燃料主要有煤油、汽油、天然气。

    乌铜走银的技术关键在于“走银”工序，即怎样把银走到乌铜上。不掌握好适当的化学反应原理和热原理，乌铜片上的银将脱落，或乌铜坯将被破坏。

    从金属的熔点和相融效果来说，把铜走到铁上较容易，而把银走到铜上难度较大。乌铜走银就是以其繁杂的纯手工工序造就了其细腻入微的纯美艺术品。

    “走”字是乌铜走银的精髓，白亮的银行走于乌黑的铜之上，像生命流动，动作和过程跃然眼前。袁昆林像是导演，乌铜是他精心打造的场景，而银是不会出错的演员，步步为营，交相辉映。

    云南昆明晋宁县人，乌铜走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从昆明市区出发，一直沿着滇池的西岸，行车四五十分钟就能到晋宁县。滇池在望，这个水边小县城总给人鱼虾旺盛之感，不过当地人更以新兴的玫瑰种植基地为荣，知道乌铜走银的不多，反而是外地人常常慕名而来寻找袁昆林。

    以前要找袁昆林，还要再走半小时去到天城门村，那时候他对自己基本定位是一个农民，做乌铜走银只是农闲时的爱好，当不了正事养不了家。

    这几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后，他才和一个朋友的银楼合作，在县里的商业街有了铺面和展示厅，成为一名职业的手艺人。人们称呼他以“大师”，他听了只是笑笑，脸上还是与生俱来的腼腆与纯净。

    袁昆林的乌铜走银作品，雕工细腻，乌黑与闪亮交相辉映，很有文气。

    乌铜走银最早出现在清朝雍正年间，石屏岳姓工匠在冶炼紫铜时，不慎落入一枚金戒指，金熔于铜，不料铸成的器皿在手的抚摸之下逐渐变得乌黑。

    他将这种乌铜打成薄片，在上面刻上各种花纹图案，再以银化水，填充这些图案，打磨后乌铜乌黑，白银闪亮，对比醒目，又有典雅之气，被命名为“乌铜走银”。

    后来岳家在昆明开铺，几代下来，继承竟断掉了，幸而袁昆林的祖父袁家和曾在昆明银铺里当学徒帮工，把乌铜走银的技术带回了天城门村。

    在袁昆林的记忆中，建国后乌铜走银市场不大，反而当时社会婚嫁生子的习俗都要银饰，于是他们一家白天做农活，晚上打制银器。

    后来是十年浩劫，家中的银匠作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收藏多年的乌铜走银珍品和过去请画师画的图画也在“破四旧”中毁了，但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真正放弃这门手艺，偶尔晚上躲进后山做一些银匠活，为的是敲敲打打不要被村里人听见。

    到20世纪80年代，一夜之间全村人都编竹篾挣钱，沉寂多年的袁家最终还是没有随大流去种竹子，而是重拾了家传的银匠事业。袁昆林更是逆势而行，钟情于乌铜走银。

    乌铜走银工艺远比一般的铜银工艺复杂得多，除了独门的冶炼乌铜配方和走银技术，更需要全面掌握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

    袁昆林要购买各种金属原料、制作工具，还要去其他地方学习，家里大部分农活都交给妻子，收入又远远不如编竹篾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比动乱时代的艰苦更让人产生怀疑，他一度想过要放弃——“还不如老实做个农民”。

    当然退意敌不过爱好，不然也就没有今天的“乌铜走银传习馆”，也不会举家迁入县城，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任务。

    冶炼的乌铜，需要敲打无数锤才能变成薄片。

    民国时期乌铜走银的墨盒最受追捧，学绅之士尤其喜爱用之互相馈赠，据说当时昆明几家做乌铜走银的匠铺，月定量能达三五千件。匠人们根据定制需要，会在墨盒上雕刻上“年月日，某某赠”的字样，图案则有松鹤、梅花、五蝠等等，小巧而雅致。

    这些袁昆林也做得游刃有余，只是互相赠送文房雅器并不是现代社会的风气，前些年倒是有不少古董商找他做岳家的高仿品。

    除了一些小件的墨盒、手镯、如意和酒壶酒杯，袁昆林的订单都是定制的，比如广东的客人要做一只银碗，外面镶一小圈乌铜走银，可能是想用来装干果；有寺庙定制了装舍利子的宝塔，要求纯手工打制，并跟古时的某个着名式样相同。

    他也会自己研发更复杂的作品，比如大一些的香炉和花瓶，雕刻的是他去博物馆学来的古滇国一位将军盔甲上的图案，各种狩猎的小人围成一圈，空白处也密密麻麻布满白色的银点。这样的作品可以拿去参展，一年拿一两个奖项也是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一个心照不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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